中传首位盲人研究生：曾被教导学习推拿是唯一出路，我不想被设定

董丽娜38岁，是中传首位盲人研究生，即将从播音主持艺术学专业毕业。

回溯过往，她的人生图景展现出一个人如何摆脱被他者定义的群体轨迹。她读过盲校，从事过按摩师，后来独自前往北京寻找到生活的突破口，把“学习”作为自己的人生母题。

她认为不应用他者的眼光去定义一个群体该走怎样的道路。“每个人都是特别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

(资料图)

董丽娜常常笔直地坐着，朗读着一首首动人的诗篇。如同索德格朗的诗《礼物》叙述的那样：

“在这五光十色的世界里，我要的只是公园里的一把长椅，有一只猫在上面晒太阳，我想我应该坐在那儿，一封短信紧紧地贴在我的胸膛，我想这就是我的未来。”

【1】学堂

董丽娜结束了她的论文答辩，即将迎来研究生的毕业典礼。

她把论文题目对准了视障人群观看电影的需求和困境，写下《口述影像理论视域下无障碍电影讲述策略研究》。

她的电脑里安装了读屏软件，能阅读大量的文献，针对数据库里的电子文献，机器可以将文字译成语音，一句句朗读给她听。对于大量纸质文献，她请朋友扫描成电子文档，校对后用读屏软件阅读。

因为听文献，一遍不能记住关键点，她只能反复听，再反复记。比起一般的健视者，这一过程显得漫长而烦琐，但董丽娜并未感到沮丧。

过去三十来年，她常常梦想着能有这样的体验。这是她第一次迈入融合教育的课堂，她在学校里的学习和生活，和一般的健视者无异。

在这之前，董丽娜经历了一整套面向盲人的特殊教育。多年前，在盲校时，她只能在图书馆里通过盲文阅读，但译成盲文的资料鲜少，大多是数十年前出版的经典名著。她读了《简·爱》，女主人公的独立、理性与自尊令她印象颇深。

相似的是，在过去的人生里，她习惯绷着一根弦，自立自强，凡事都要尽到最大努力，害怕错过任何机会。

在读研究生的这三年，她察觉自己变得松弛一些。

入学前，她听闻导师王明军在教学上十分严厉，接触下来，她发现导师有着很柔软的一面。有一回，王明军跟她说，你已经很努力了，不用那么努力，你需要放松，这样才不会错过校园生活中其他的体验。“第一次有人和我说这样的话，当时我真的是想流泪了，现在想起来也非常感动。”

她感念于学院老师没有设置特别的优待措施，没有用特别的眼光对待她——除了上课前，老师会私下里提前将需要播读的稿件发给她，“这样我有充足的时间把它转成盲文，上课时就可以用，播读时我就和其他同学就没有不同了。”

在学校里，她遇见了十分有默契的室友，常常共同讨论哲学、艺术和美学的问题。入学前，她特意去熟悉了学校里的路线，但几乎都没用上，因为室友和同学们常常陪伴着她，“跟大家相处，有太多美好的回忆。”

谈及为何能成为中传首位盲人研究生，董丽娜表示，多年前，视障人士多是通过单考单招的方式，才能进入数量有限的学校学习，面向视障人士的专业也是少之又少，大多是中医推拿专业。后来，政策放宽，走向普通考场的视障人士逐渐变多，2018年，对于视障人士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的限制也得到放宽。

次年，董丽娜就去报名参加了研究生考试，她形容自己已经等不及了，“为什么要等呢？既然有机会，就要马上去试试。”

【2】失明

对董丽娜而言，失明是一个缓慢的预期过程，如同一盏灯慢慢熄灭。

她出生于辽宁大连的一户农民家庭。1岁时，她就被诊断为先天性弱视，只有部分视力，医生告诉她，总有一天会失明。8岁时，董丽娜被送去盲校学习。10岁前，她能看清事物的轮廓、颜色，她仍记得讲桌四四方方的样子，“这些图像记忆对于我后来去理解一些事物，都很有帮助。”

董丽娜发觉失明的到来，是教室里的灯突然灭了。

10岁那年，她发觉有一道黑杠挡在面前——后来她意识到，这是单眼失去视力的预兆。过了一段时间，她发现教室里的灯突然黑了。在那以后，她失去了全部的光明。

对董丽娜而言，失明没有溅起波澜。她照旧在学校里上课，在图书馆看盲文书籍。只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她走到一个物体的面前，还会在脑海中想起它的颜色。

董丽娜回忆，上盲校时，身边有不少完全失去视力的同学。她很早就明白了完全失去光明意味着什么。

在盲校的生活也有许多快乐回忆。董丽娜对学习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渴望——七岁时，身边健视的小伙伴陆陆续续开始上学，她却只能待在家里。放学后，玩伴讲起在学校的经历，讲到数学题、背课文，“我觉得这么简单，我也可以，为什么我不能去学习呢？”

父母领她去盲校入学时，她满心期待，“太好了，我也可以学习了，可以看书，我觉得特别快乐。”

董丽娜。图/受访者提供

在盲校时，董丽娜成绩优秀，常受到老师的夸奖，得过许多荣誉称号。但一种悲观的论调也常常在课堂上被提起：“老师们会跟我们说，你们注意啊，以后要好好学习推拿，因为这个是以后唯一的出路。”

“我觉得这件事是不正确的，是不公平的。”董丽娜认为，“我身边那些健视者伙伴，他们那么小，也不知道以后该干什么，但是可以随意胡思乱想。为什么我们就被设定了结局？”

给人划定既定道路，董丽娜隐隐觉得不对，但也没能对未来展开具体的畅想。

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能招收盲人的专业少之又少。大多数盲人的命运相同，学习按摩。董丽娜也一样，她进入大连市盲人技术学校学习中医推拿。“一些老师会明确告诉我们，学习和看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如今忆及过往，董丽娜谈到自己分享这些经历的原因，“也许现在还有人会被这样的价值观所困，尤其是年龄尚小的孩子们，你们会感到非常烦恼。这是一件特别遗憾的事情，无形中在扼杀一个人的潜力和可能性。如果你正在经历着同样的遭遇，一定要坚信，学习是有用的。”

【3】机会

董丽娜的世界是由声音构成的。她形容，声音像一个包容万物的载体，承载着表达者的厚度和温度，能引发漫无边际的想象。她有着自己的声音天赋，有听众形容她的声音柔和舒畅，“能让人静得下心来”。

但是为何走上播音的道路，董丽娜说，“最初要说我很喜欢播音主持，也不是，我那时甚至不知道播音主持要学什么。这并不见得是因为我有那么深的喜爱，而是因为我觉得这是唯一一个我能够找到的机会。”

时间回到2003年。中专毕业后，董丽娜去到推拿店，决定一边工作一边寻找其他机会。

安顿下来后，她给当地的多所大学写信，询问能否提供继续教育和函授的学习机会。在信件里，她保证自己学习认真，能跟得上学习进度，“什么专业都可以”。

无一例外，她收到的都是拒信。直到后来，一所盲校伸出了橄榄枝——那是一所专门为视障人士提供英语函授学习的机构，董丽娜说，她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做推拿是十分辛苦的，没有精力去关注自己的成长和学习。我不希望自己成为那个样子，害怕变得消极。我希望自己一直能保持成长。”

她所在的推拿店的工作是从早晨8点工作到凌晨0点，没有患者的时候，她就把所有的碎片时间都花在英语学习上。其他学生是一篇一篇地寄去作业，而她是一本本地寄，每一次的成绩都是A+。

周围人不解，在这里工作，学英语有什么用？“大家觉得我疯了，在做无聊的事。”

两个月后，事情发生了变化。陆续有推拿店的同事问她，哪里有英语学习的途径，也想报名试试。即便后来不少人因无法兼顾，放弃学习，但也鼓励她坚持下去。

“我后来想，如果那三年不是这样度过的，我很难保持我的学习能力和状态，可能也不会有之后的成长。”

2006年，英语的函授学习结束，“救命稻草没了，我必须再找另一件事做。”

董丽娜偶然发现，北京有一所名为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的公益机构正在做面向视障青年的播音主持培训。

为此，她辞去大连按摩店的工作，和父母说要去试试。她独自踏上了来北京的列车，只带了一个包，里面是全部行李。她仍记得，那是国庆假期中的一天，票很难买，只买到一张坐票，坐了一整夜。

在火车上，她思考着未来的方向。“说实话，我心里有些没底。但是没有后悔，因为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去试一试，只有不成功之后，我才能重新去做推拿的工作。但如果我不试就打退堂鼓，一定会特别遗憾。”

董丽娜就住在北京红丹丹的办公室里，平时有志愿者陪同她前往北京电台培训中心上课，一共是10天的课程。

因为第一堂课，她喜欢上了播音主持。她被老师圆润的音色和自然的状态吸引。老师也认为，她的声音条件和表达能力都有很大潜力，适合继续走这条路，“当我了解播音主持后，就爱上了它，这些年没有想过放弃。”

董丽娜把每节课的内容录下来，每天学习该如何发音，“对我来说，机会很少，当真的有一个机会的时候，我就特别不希望错过，所以就会希望练得更加努力一点，认真一点。”

半年多过去，她以97.8的成绩，拿下一级甲等普通话证书——达到了电台专业播音员的水准。

2010年，她报名参加了“夏青杯”全国朗诵大赛，是唯一一名盲人选手。她选了一个作品，叫作《永生的和平鸽》，在老师的指导下，拿下了二等奖。“夏青杯”组委会的老师们知道了她的故事，帮助她走进了中国传媒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课堂。

2011年，董丽娜决定报考北京地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播音主持专业，但却被告知无法参加，理由是“没有这样的先例”。后来，她给监管机构写信，不断争取，在媒体的关注下，她获得了参加自学考试的机会。

令她更为激动的是，北京教育考试院宣布，从此以后，不会因视力障碍而拒绝任何考生，这意味着，所有视障人士都可以报考北京地区自学考试的任意专业。

在《我是演说家》的舞台上，董丽娜分享起多年来追逐梦想的故事。“我可以接受命运特殊的安排，但是绝不能够接受自己还没有奋斗就过早地被宣判。”

决定备考研究生的那一年，董丽娜的工作很忙，她需要教六个班的播音课，还要批改大量作业。业余时间，她请朋友把所有的考研辅导书扫描、校对，转为电子版，她用软件朗读的方式一遍遍听。

2020年7月，董丽娜考入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攻读学术型硕士，也是该校首位盲人研究生。

“中传在我心中是播音主持专业的殿堂，我相信未来一定有越来越多的视障朋友走进他们心仪的大学，学习他们喜欢的专业。”

【4】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

研究生这三年，董丽娜感到人生的边界似乎被拓宽。毕业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对于视障人士而言，毕业前的求职市场仍遍布荆棘。董丽娜发出了多封求职信，但收信寥寥。好不容易得到的面试机会，面试官也认可她的理论与实践水平，但最终还是因为视力障碍被挡在门外。如今，她在导师王明军的帮助下，从事兼职的播音主持教学工作，同时继续寻找着新的可能。

“未来我还是希望能在语言艺术的教学和创作方面继续去深耕，我希望能够有机会走上教职，去做一些教学的工作，把学到的东西跟别人分享。另外一方面，也想通过创作更多作品的方式去跟别人交流，引发更多的共鸣。”

另一方面，董丽娜也在关注其他视障人士的发展与社会融合情况，希望为他人提供帮助。2013年，她选择回到北京红丹丹开设播音主持课程，帮助视障青年提高朗读能力。

她教过近两百名学生。在这些学生里，有两名学生令她印象深刻。一位叫周文晴，在南京特殊师范学院学习心理学，是一名大学生，思维缜密，观点鲜明，如今是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

另一位是高梓涵，他在南京盲校读书，是一位有声音天赋的学生。后来，他们成了董丽娜的助教，给更多的学生上课。

对董丽娜而言，朗读者是一个特别的角色，他能浸润在美好的经典的文字当中，有机会被滋养，又能与他人分享。“一方面使自己的心灵被浸润，被丰富，另外一方面，朗读也是我跟更多的朋友沟通的方式。”

但是对于他人，董丽娜强调，她不希望播音主持被视作按摩之外，“适合”视障人士的另外一条人生道路。“千万不要这么想，任何一个群体，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不应用一个群体性的眼光说他们应该怎么样。应该去看到每一个人，他的想法、他的特点、他的潜力。”

她希望帮助真正喜欢语言艺术的同学，在这条路上走得顺畅一些。但对于更多的同学，他们不见得那么热爱播音，她也不会去强迫。“每个人都是特殊的，都有他的天分，都有他们自己的道路。视障只是这个社会多样性的一部分。”

今年4月，董丽娜应邀参加了读书日活动，朗读散文《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她尤其喜欢里面的一段：

「我爱这迟来的春天。因为这样的春天不是依节气而来的，它是靠着自身顽强的拼争，逐渐摆脱冰雪的桎梏，曲曲折折地接近温暖，苦熬出来的。

也就是说，极北的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它从三月化到四月甚至五月，沉着果敢，心无旁骛，直到把冰与雪，安葬到泥土深处，然后让它们的精魂，又化作自己根芽萌发的雨露。」

董丽娜觉得这与自己的人生有些相似。“那是春天徐徐展开的美景，另一方面，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九派新闻记者万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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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九派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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